不遭枪击

有很多年我在为这件事苦恼：我活得还不够坦然（也或可以说是认真），或不如他人坦然。远在童年时期就有意无意拒绝接受这个正常世界的正常规范。拒绝学会如何与人相处，拒绝思考与人的关系，将世界简单的划分为喜欢、厌恶，以及与己无关的灰色地带。偏狭、封闭的生活经历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同学说，我留给他们最深的印象就是一个人摇着钥匙串，走在马路边的样子。我爸多年来一直将我独自背着手在菜场溜达的场景当成笑话来讲。早先，我不觉得这有什么。后来，每当小说需要借助一些共同的经验，需要一个典型的形象时，很容易就陷入了混乱。于是我自然而然地产生疑问：假如过去我是另外一个人，假如在这个人的过往经历中，充满了扑面而来的现实细节，是不是就不会混乱，问题也就更容易解决？
几年前有人对我说，你应该像一个正常的女孩，你应该笑起来前仰后合，并且勇于在众人面前说话。这种美好的愿望说的多了，我就真的不安起来，觉得是自己有错。
后来才渐渐明白，一个人怎样活着都没有错，是谁都没有关系。
如果能诚恳地面对并接受，一切细节就都是可用的。你从来也没有远离过这个世界。你拥有一切眼之所见，耳之所闻，包括梦，幻想和故事。除非丧失记忆，任何人都拥有足够丰富的个人经历和体验。不肯承认或干脆抛弃，如果不是为功利所惑（不仅要自己觉得好还要所有人都觉得好），就是自寻烦恼。也就势必会遇到因此而造成的障碍和困难——而它们原本是可以不存在的。
我明白我写不了什么。如果强迫自己去写，就会非常不顺手。我想我也还没找到真正顺手的东西。这么说不是在强调所谓的“坚持自我”（我们经常在某些时候给“自我”乱下定义和制造形象），而是说，一个问题，会有许多种解决之道。
四处碰壁，总会碰到一个出口，不用着急找什么捷径（其实是条绝路）。
所以要写诚恳的东西（哪怕很差），而不是牛逼的。
还要坚定这样的信心：与你关系紧密的东西，也一定能在他人身上找到。

想起有一天，我正为某个小说中的细节烦恼，进而陷入自我纠缠时，情急之下问道：何处能够洞悉人性？
肉叼着根烟，瞥了我一眼，很有佛相的说了四个字：俯仰皆是。

我爸妈活得并不幸福。至少我很少在他们的身上感到过幸福。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，这种不幸福就变成了痛苦。他们也许从未认真想过幸福为何物，如何使自己过得幸福一些。年轻时或许是有的，那时还没有日后这许多痛苦。
一个人如果痛苦太多，是很难幸福的。当然，这是句废话。它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，假如痛苦多得使我们应接不暇，自然没有功夫去想别的。
人很容易沉浸在痛苦里，因为人一旦痛苦，就要想办法去解决它。
这个世界上，存在着一劳永逸的方法。
可人的勇气都用去抗争了。

看了你的回复，呵呵，有个感觉是，话越说越多，越多越乱。所以我也在想，到底要不要再回复一篇呢？再往下，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？我有点懒，就怕越说越多。但最后还是决定谈谈，因为有两点还是值得说一下，就是你提到的“时间去而不返的焦虑和语言表达之困的焦虑”。
在这以前，先说说“误会”。我仍然坚持把写作和做人分开。可能“做人”一词容易产生歧义，那么就用“生而为人”这个词吧。在最早的那篇博里，我说到“对世界无话可说”的时候，其实提到的是“生而为人”的烦恼，也仅仅指向“生而为人”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不写作，我仍然有这样的烦恼。我说的“分开”，可能用“分清”更恰当一些。什么是生活的，什么是写作的。分得清，不意味着二者毫无关联，只是不至于当生活的烦恼来诱惑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自认为是写作的什么（灵感与状态）来临。烦恼有很多种，而烦恼也是因为我们生而为人。你说“写作和做人是一回事”，我完全不赞同。二者的纠缠不休会带来很多问题，最深层的问题就是我们以“写作者”来定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，最坏的影响则是我们以写作来要求这个世界。
所以，“时间去而不返的焦虑和语言表达之困的焦虑”是我们最需要看破的。需要看破，需要放下，需要没有执念。时间的去而不返是一个客观存在，写与不写它都在发生着，焦虑其实在于“成与不成”。你所说的“传媒语境”同样如此，但“语言表达之困”的说法是不准确的，也是我不赞同的。语言独立于世界，有何“困”与“不困”之说？困的不是语言，是我们自己。就像“纯文学”一说，“纯”的不是文学，而是“人”。需要看清这是一个人为的概念，像韩东所说，是文学死亡的罪魁祸首。如果有一天，文学成为了小众们相互取悦的工具，那它就死了。写作者和世界是没有冲突的，“冲突”只是人为制造的一种安慰。
最后，回到我们最早的话题吧，做人和写作。像一个普通人一样生活，像一个文字工作者一样写作，这是最简单的说法，对我们自己而言，也是最有帮助并且最有效的。还要加上一句：除此以外，别无其他。

收到你的短信。或者我们不谈做人吧，就说生活。做人是生活的基础，这不难理解，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。写作的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？潜意识里我们都在考虑这样的问题，它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，我们的言语之中。我说做人要和写作分开，实际上说的就是生活要跟写作分开。但这话并不完全准确，因为我们的生活仍然在对写作产生着影响。可我并不觉得，这样的影响是“焦虑证明是写作时机的来临”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，这是一种误会。这个误会的影响很深，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曾经在某个阶段这样暗自以为，包括我也在内。可它终究是个误会。我们的确是会经历焦虑的，有的是因为生而为人，有的是因为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们（视野与体验不同而产生抵抗），即便如此，焦虑的出现也只是一种客观存在，就像受了凉要感冒一样。这个误会所导致的后果是“天才崇拜”（因为他是天才，所以他说什么都是对的，做什么都是值得原谅的）、借口（因为我在写作，所以我可以是一个“病人”，我的生活可以一团糟，只有糟糕才证明我是一个作家，是一个诗人），并最终找不到自己（那些我喜欢的作家们不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吗）。
在前面的博里，我提到了做人的烦恼，那是因为有些时候，我的确想成为一个“正常”的人。我的“不正常”不是写作导致的，而是性格的原因。我们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是在“做人”的范畴，而非写作的范畴。我的“不正常”带给我的是生活的烦恼，而不是写作的烦恼。当然，有时是会相互影响的，但你得清楚，这影响到底是什么，是从哪里来的。你清楚了这些，它就不会再迷惑你。
你说我在“找写作与做人之间平稳的处理”，但不是这样的。我没有去寻找写作与生活或做人之间的平衡，因为它们并不在同一个天枰上。没有必要去寻求那种莫须有的平衡。我所指的“分开”也不是二者就背道而驰，老死不相往来了。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于“体验”，在于带着一双眼睛去生活。可是不能相互指证。我时常把自己想象成两个人，一个在这世界上行走，另一个在上空看着它和这个世界。不必用力，不必抗争，不必愤愤不平。意外的收获是，这样做也可以治疗我们的焦虑。

感觉电话很难说清，所以答复在这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