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遭枪击

我阅读帕慕克作品的顺序是这样的：《我的名字叫红》-《白色城堡》-《伊斯坦布尔》-《新人生》-《雪》-《黑书》。差不多在读《雪》的时候，我就有意无意的开始想：假如此刻我再重读一遍那些我看过的书，还有哪些会让我产生和现在程度相当的满足？我的注意力并未完全放在这个问题上，因为想到这个问题，不过也是有些趣味的成分在。然后，我读完了《雪》，又读完了《黑书》。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情了。到了现在，我忽然发觉，在读完帕慕克的这几个月里，我再也没法拿起其他的书来。除了很潦草的看了马尔克斯的一个访谈录、纳博科夫的《普宁》（实话说这也是一本好小说）之外，每一次，当我想从书架上摸起哪本书的时候，手臂就抬不起来，眼睛也很无神，想到那些小说，看到那些过去也曾经十分喜欢过的作家的名字，总觉得了无兴趣。于是，《雪》我读了四遍，《黑书》读了两遍。还觉得不够。还忍不住一次一次随意翻开其中一页，随便在什么时间就看起来。
这两部小说对我来说是终身受用的。甚至仅仅是《雪》一本就已足够。奇怪的是，没有人对我提起这两部小说。那些同样喜欢帕慕克的人们，他们似乎更爱《伊斯坦布尔》。他们说，《伊斯坦布尔》让他们如此忧伤。所以我一下就明白了，那是他们所追求的阅读。还有些人真的去了伊斯坦布尔，坐在某间糕饼店里，吃得心醉神迷。我又明白了，这些人也把它当作是一本旅游指南。
我心里已有了伊斯坦布尔的形象。它来自《黑书》里的那口通风井、吞没了黑色凯迪拉克的博斯普鲁斯海峡，遍布着秘密的黑房子。它也来自《雪》里卡尔斯市贫困、肮脏、泥泞而又忧伤的街道。它有缓慢的街车、轮船，夜里行走着诡秘的凶手，窗帘背后窥视的眼睛、黑暗阴森的陌生事物，辉煌的奥斯曼帝国的背影。当然，还有新人生糕饼店。还有阿拉丁的商店。还有亚美尼亚建筑。
我已去过伊斯坦布尔。
我期待着帕慕克的下一本小说。在那座庞杂、精妙的迷宫里，还会有些什么呢？

乌青2007年诗总汇：http://wuqing.org/?p=476

1、从老话开始说起

“思考”这个词总免不了一些负面形象。像所有被人提及太多而被赋予了不同含义的词汇一样，“思考”这个原本简单的思维动作，也变得复杂了。在一些人那里，因为它还是某种标志、一些阳春白雪的成就感、空洞思想的遮羞布，而更像是一个借口。另外一些人因此而放弃了思考，转而寻求某种自发状态下的灵感，是可以理解的，但这样却并不能抹杀思考的重要性。
我热爱朋友们的诗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我仍然不赞同群体，不赞同在一种写作取向、趣味乃至文本本身的趋同，但在写作上对于朋友们的信任，与“群体”毫不相干。这样的欣赏及热爱更加直接纯粹，甚至也不建立在友谊的层面上。同时我也在思考着朋友们的诗，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思考也是在思考我自身——不是比较，也不是寻求共通之处，而可以勉强解释为：在诗这一范畴之内的一种相遇。这种相遇有时让人惊讶赞叹，有时也让人迷惑不解，而且需要契机。
昨天，我看到了乌青在2007年写下的一些诗，他说让大家选出五首最喜欢的，我就都看了一遍，然后对他说，我要给你写个评论。因为我觉得，这个契机到了。
乌青在2007年以前的有一段时间——我没有仔细计算过，只在时间上有个大概的印象——可以说陷入了写作的停滞。我并不从负面的角度看待“停滞”，因为这种停滞是必然的，也是常见的，甚至是普通的。它既不可怕，也不能够说明任何问题。正像我对于朋友们的信任一样，我也相信，乌青的身上有着朋友们也一样有的写作的自觉。这种自觉令人警醒，有时也恰恰就是因为自觉，才有了在茫然中寻求出路的“停滞”，一个空白的时刻。这也正是我之所以决定写下这篇评论的最重要的原因。因为这一批2007年的诗，令人欣喜的证明了乌青从停滞中走了出来，有了新的突破。对于语言的思考并没有因为过去创作了那么多好诗而停下，作为诗人的乌青也始终没有离开。
在交谈中，乌青将自己现阶段的写作方向作出了两个简单的总结。我同意这样的划分，因为它们已经很明确的体现在了2007年的这些诗里。简单的复述一下是：一是放纵，无所顾忌（这我不太同意）；二是摆脱原有的语感与节奏，寻求“生硬”（这点我很赞同）。

2、两种不同的“自由”

乌青对于语言在两个方向上的探索，我认为实际上是对于“自由”的两种不同理解。他在2007年的作品中，很明显的作出了两种尝试。实际上，在乌青过去的诗中，也能够发现这两种尝试的痕迹。我更加同意“寻求生硬”，简单的说：如果将“自由”理解为对“不自由”的挣脱，将“口语”视为对“非口语”的摒弃，我同意这样的说法。但如果将“自由”理解为“随便写”，将“口语”视为“像说话那样写诗”，我不认同。
区别在于：后者完全忽视了在语言上的努力。
实际上，越是简洁的语言，往往越是承担着更多的责任。这种责任可以这样解释为：禁止使用任何工具！
简洁并不意味着随便写，随便写出来的也决不会简洁有力。我同意“任何事物都可以写成诗”，但这样的“同意”是有其前提及限度的。任何事物都可以成诗，但不是说只要动笔写下眼前所见之物或者想说的话，就变成了诗。任何一种写作，如果抛弃了在语言上的努力，只会因苍白而毫无意义（难道我们不曾发现一些诗仅仅只是分行么），或者因为某些人为的意图（而非诗的出发点）而“很有意义”，成为静物描写、记事、发泄、哲理小品、笑话和歌词。
所以我不同意像说话和写日记那样写诗。说话和写日记，即使分了行，也并不能够从简单的语句上升腾起来，成为诗。同样的，对于“意义”和语感的消解也并非只要口语化就能够实现的。
在乌青2007年的作品中，一些诗开始逐渐摆脱乌青原有的语感、节奏，或者简单的称之为是“习惯”。我也以此作为标准，选出了我最喜欢的几首诗：《没有一次完美的第一次见面》、《吵架是快乐的》、《想到一些笑声》、《变化》，以及部分的《有关贫困》。这些诗体现了乌青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尝试，即寻求“生硬”。这种寻求对于乌青的意义在于突破自身，而真正的突破还应该是进入一个没有边际的宽广之地。语感之害也许是语言通往此地的最大，也最难以察觉的束缚。我也因此而认为，彻底的消除语感，远比消除抒情和意义更为重要。换句简单的老话说，一首好诗，是否抒情，是否带有一些别的东西，是无所谓的。
为了不使这篇简单的评论有变得教条的危险，最后我想引用贾冬阳曾说过的一段话，作为补充和某些可能发生的歧义的纠正：“一个这样的写作者在写作时，或许会有这样的经验：他自我倾空，在期待之中，随时为准备降临之物敞开接纳的空间。一旦他被某种‘黑光’照射（照射即收敛），并由一种寂静的声音牵引着被收摄入某种神秘的境域，他就会在应召中中记录下那于无蔽的瞬息中闪现自身者。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写作者对存在的追问与倾听。”

给《甲壳虫》2007年4月的书评。

    引言：继《我的名字叫红》之后，《白色城堡》的出版丝毫不出乎我们的意料。与那一部诺奖作品精巧得有如迷宫般的悬念相比，《白色城堡》似乎更具备流畅且拥有瑰异之美的可读性。对于中译本，对于中国读者，帕慕克是那些姗姗来迟的优秀作家中的一位，但至少，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庆幸，以及继续等待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白色城堡》：由帕慕克想到的
（作者：离）

    在看过了有关《白色城堡》的诸多评论后，我已经想到了这该是一篇怎样的书评。这样的情况在以前并未出现：因为帕慕克这个名字的陌生，更因为围绕在他本人，以及作品周围的许多光环——它们并不需要我在这样一篇短小的文字中再次重复——我很想提及一些其他的东西。
    实际上，这样的念头在读完《我的名字叫红》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。如今你能在互联网以及许多报纸杂志上，读到不同的人对于某部作品不同的解读。也许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：它们是不同的，然而它们又那么相似！而对于诺奖作家，评论者们似乎形成了一贯的“诺奖视角”，人性的、文化的、内心的、本质的、反思的，这些都成为评论者们解读一部作品必需的“要素”。这么说，仿佛是将我自己排除在外了——但的确，这就是我想说的：我们是否有失公允？当评论者们试图给一部作品赋予文化的意义时，是否明白一部杰作的诞生恰恰与此无关？纳博科夫在《斩首之邀》的序言中提及了评论者们强加给他的种种荒诞的说法，而这几乎是所有作家在面对评论时的一致感受。为什么人文角度的解读常常有失偏颇，却又无法避免，以致形成了习惯？我们不得不猜想，这源自某种“需要”，使这种近似于“行业规范”的不真实视角，将这一类评论变成了与作品无关的东西。
    帕慕克在诺奖感言中提及自己的写作时说，“我坐在桌前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不断用文字填满空白的稿纸，我感觉自己是在创建一个全新的世界，就像是在自己内心加入了许多人的性情。同样地，一个人也可以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建起一座大桥或是大厦，我们作家用的材料就是文字。我们把它们放在手中掂量着，揣摸着他们相互之间的衔接关系，有时需要后退到远处瞧瞧，有时需要用手指和笔尖细细摩挲，衡量再三，东移西凑，在时光流逝中创造出新的世界。”假如读者们也可以理解，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，就像泥瓦匠和房屋，厨师和菜肴，雕塑家和雕像，那阅读是不是就可以变得更简单，从阅读中获得的乐趣是不是就更原始，更本质，更接近于真实？有一点，或许某些时候，或许部分读者是可以认同的：一部作品的开始，往往无意从人文的角度出发，在作者的心里，它就是一个故事，他想尽办法使自己笔下的文字尽量完美，又或是有所选择地符合自己的想象。
   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将“东西方文化冲突和交织的新象征”这一表象，消解于对《白色城堡》的阅读体验之中。如同一些读者在看过本书之后的第一感受那样，区别于以往许多诺奖作品的晦涩艰深，它是那么有趣，而富有魅力。为了不会让许多期待从文学作品中获取教益的读者失望，我还想提及一点：文学作品的“有趣”往往与作者的叙述技巧，乃至想象力，是不可分割的。私下里说，在我的心目中，帕慕克和博尔赫斯、卡尔维诺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。我相信许多作家会将历史题材处理得十分厚重，实际上在今天有不少人的确在追求着“史诗”，追求悲壮感，但《白色城堡》让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历史，它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，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伊斯坦布尔，但又不完全是伊斯坦布尔。我以为，这才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。无论是何等形式的阅读，都不应该忽略这一美好体验：我们的的确确是在进入一个故事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有一种比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更丰富，更激动人心的生活。为什么要耻于承认，我们从中获得了安慰呢？
    帕慕克说，“我写作是因为我喜欢别人读我的故事”。因此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读者。

对于仅仅是出于窥视欲或具有某种经典收集癖而去购买《洛丽塔》的读者来说，《斩首之邀》无疑会让他们感到疑惑，甚至手足无措。但他们很快会找到答案——这答案虽然马虎敷衍，却未必就不正确——他们想，这没什么，反正这就是纳博科夫。尽管在他们心里仍然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，这是什么？简直乱七八糟，不可理喻！

所以，60岁的纳博科夫于1959年6月本书首次出版之前，在前言里这样写到：“我喜爱的作家（1768-1849）有一次谈及一部现在已被彻底遗忘的小说时说：‘他为全民写作，他拥有一切表现手段。他给孩子们带来欢笑，让女人颤抖，他使世上的男人如同获得拯救一般觉得眩晕，叫从不做梦的人做梦。’《斩首之邀》不是这种小说。它是自拉自娱的小提琴。世俗之人会认为是在玩弄技巧。老人们会匆忙避之，转而阅读地域性传奇故事和公众人物传记。爱好俱乐部活动的女人不会觉得兴奋刺激。心存淫秽者会在小埃米身上看到洛丽塔的影子。维也纳巫医的门徒们沉溺于共罪和渐进式教育的畸形世界中，会对它发出暗笑。但是（正如《关于影子的演讲》的作者论及另一种灯光时所说）：我知道有些读者会跳起来，怒发冲冠。”

这是一部怎样的小说？这段出现在前言中，又被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们印在封底上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：它是一部自娱自乐的作品。这样说，想必会让很多认为小说，或是文学必须有所“用途”的人们感到失望。还有另外一部分认为形式即文学的人会对它趋之若骛——但正如他们对待卡夫卡一样，模仿所带来的只能是一堆可笑的赝品。

所以，在试图描述这样一部小说，并将它推荐给你们时，出现这样的困难也就在所难免：怎样才能将它的全貌，或是它的有趣之处展现在你们面前？介绍故事情节显然是无用的——它讲的是一个死刑犯等待处决期间所发生的故事。看过它的人会明白，这样的“故事梗概”说出来，已经变得和小说完全没有关系。从叙述的技巧，所谓的“美学意味”？这完全不是一篇好评论的正道。逝世的纳博科夫也会嗤之以鼻。

那么，只好重复的再告诉你们一遍：这是一部自娱自乐的小说。当囚犯在监牢中脱去衣服看到自己透明的身体，当老女巫般的母亲爬上囚室的窗口，当喋喋不休的监狱长出现在莫名其妙的话剧般的场景中，当人们在处决的庆典中跳舞、喝酒、欢笑，《斩首之邀》无疑都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（即使你不承认也好）：这是纳博科夫脑海中的一部电影。一切的剪切、拼接、组合都随心所欲，甚至无所谓技巧。技巧是因有限才得以存在，而《斩首之邀》却不必考虑这种“有限”。

几乎每一位写作者都绞尽脑汁，思考着该如何创作一部小说时，纳博科夫给出了这样的答案：“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，但根本不是象一般所公认的整体，只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。作家对着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：开始！霎那只见整个世界在开始发光、融化、又重新组合，不仅是外表，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……”

这是只有一位“自娱自乐”作为写作目的的——或者可以说，是毫无写作目的的人，才能真切体会到的经验。只有文学失去其“功用”，才得以进入到一片荒漠之中，体会到自由与边界，真实与虚幻之间那既丰富又虚无飘渺的自由感，或者说是幸福感。

《斩首之邀》不像纳博科夫的其他小说，比如《洛丽塔》、《庶出的标志》那么有名，但至少，我们可以从这样的阅读中，将“洛丽塔”这个名字从我们的脑海之中隐去了。

【斩首之邀/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/上海译文出版社/2006.4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