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遭枪击

1992年的夏天我非常懒。我在西安郊区的一个宿舍楼里，午饭后就开始睡觉。整栋楼静悄悄的，让人感觉自己是一个小偷。有天下午，我被我妈带去另一栋楼里的教室上课，才知道过去我昏睡的时候，他们都在干什么。这样的教室让我想到新年联欢。气氛十分热烈，充满欢笑。讲台上站着一个非常年轻的老师，他比他的学生还要年轻，他的学生们都是像我妈这样的中年人。
中年人们来到这里，是为了成仙的。
学校的名字叫某某生命科学院，只有一栋楼，人满为患。那些来晚了而分配不到床位的人，只好在屋顶的天台上搭一个帐篷，住在里面。这些晚来的人，由于住在屋顶，比先来的人受到了更多的尊敬。经常有人上来和他们聊天。我也被告诫说，不要去打扰他们。有一天傍晚，我和另一个孩子去天台玩，被一个帐篷里的人叫住。他的头发很长，穿着一件很邋遢的学员文化衫。这里的每个人都穿着这样的衣服，他们在报名的时候就要去买一件。他还穿着一双夹脚趾的拖鞋，也很脏。他冲我招手，然后很神秘的叫我进他的帐篷，说要给我看一样东西。跟我一起的女孩被挡在帐篷外，她五岁，胖嘟嘟的，很不服气。
帐篷里又窄又黑，他让我盘腿坐在地上，他自己也盘起腿来。他说，我姓丑。我说哪个丑？他说是美丑的丑，还拿出身份证给我看。我一看，果然是姓丑。原来还有这样的姓氏。他姓丑，叫丑健。健康的健。他接着又从口袋里拿出一条项链，上面有一个心形的坠子。项链本来是什么颜色的，在这么黑的地方完全看不清楚。他把项链在我面前晃了一晃，说，看清楚了吗？我说看清楚了。他说，这是一条项链。然后，他把项链放在手心里，攥起来，过了一会儿又松开，抖了抖，在我面前晃，说，现在这条项链是金色的了，这是一条金项链，你看见了吗？我很怀疑，因为怎么看那项链都不是金色的，但我还是点了头。
这时他说，你是我老婆。我说我不是你老婆。他说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，我说这条项链是金的，它就是金的，我说你是我老婆，你就是我老婆。说完要把项链往我手里塞。我掀开帘子就往外跑。有人看见我从这个帐篷里跑出来，在楼梯上拦住我，很神秘的说，不要去打扰别人。
我妈参加的学习班总共有三个月。第二个月末，每个人都开始期待着第三个月要进行的“辟谷”。辟谷的时间长达一个月，要用很厚的棉被将整层楼的窗户和入口处的大门都封上，不见阳光。在这段黑漆漆的时间里，不能吃东西，不能与外界联系，只能喝水。我曾经亲眼看见楼下正在进行辟谷的那层楼里，用担架抬出过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。但是没人想过这件事是否危险，大家都充满了信心。那一个月我去了西安附近的姑妈家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发现我妈瘦了，看起来还很开心。我问她，你真的没吃东西啊？她说，整个月就吃了一点西瓜，剩下的时间全在喝水。但是她很后悔，因为同宿舍的人还藏了两个鸡蛋，还有人带了咸菜。她说，你简直不知道那鸡蛋有多香。一个鸡蛋被分成了好几份，每个人就只有一点点，还得省着吃。但她又说，没带也好，心诚嘛。
其实我更感兴趣的还是她开天眼了没有。按照教程，他们在辟谷的同时，还要进行开天眼的训练，据说在这种环境下最容易开天眼。我妈说她开了，但是还不稳定。等她结束所有的课程回家以后，倒是每天洗脸的时候都能看见一个骷髅。她说那是她自己的头骨。
快结业的时候，学院安排了一次近郊旅游。我跟着我妈一起去了杜公祠，杜甫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一辆包下来的公共汽车上塞满了人，我和我妈不得不挤在门边上，我的一只脚还得踩在我妈的脚上。汽车停下后，我们翻了一座小山，沿着非常狭小崎岖的山路走了好久，才到达目的地。杜公祠，太像一座破庙了。在一个山坡的中段，连路都没有。我怀疑那条一脚深一脚浅的土路，根本就是杜甫当年踩出来的。
我们排好了队，从前门进去。一进门的右手边就是一条长廊，靠墙摆放着一排桌子和陈列柜。导游介绍说，这是当年杜甫用过的桌子。走在前面的人立刻伸出手来，开始抚摸。后面的学员马上明白了，这是吸取天地灵气啊，于是都朝那几张桌子伸出手去。我也摸了，挺凉。没有人阻止说这是文物。都摆在外面了，不就是让人摸的吗？
前院特别小，走了没几步就走完了。一个当年大概是厅堂的地方，现在被放了一张杜甫塑像，摆了个香台，放了几个垫子，给游客顶礼膜拜。后院就更加什么也没有了，只有一口水井，有人在井边卖井水，两块钱一瓶。学员们纷纷去打，有的还装了十数瓶回家，说要存着慢慢喝。这是有灵气的井水啊。现在想一想，杜公祠大概也就只有一两百平米吧，远比现在的农民条件差多了。据说杜甫当年给某个当官的远房亲戚写信要粮食，就是在这里发生的。
我妈在井边打水的时候，我又一个人绕回了前院。我从口袋里拿出本子和笔，写了一张纸条，揉成小小的一团，趁人不备塞进了杜甫像的香龛缝隙里。纸条上面写了什么，这是个秘密，我刚才数了一下，算我在内只有三个人知道。

回华阳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病。由扁桃体发炎，迅速转为咳嗽。以为能忍则忍，挨了两天没吃药，结果第三天顶不住了。买了消炎药，吃下去居然起了红疹，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药物过敏，让我愈发觉得，自从年初病过一场之后，健康状况真是有点不堪一击的意思了。以前几乎从未喝醉，现在喝两杯啤酒回去就吐胆汁。以前打任何针都不过敏，现在只不过吃一颗药就起红疹。以前能熬一个通宵之后再出门买菜，现在熬夜一次需要好几天才补得回来。既然自己跟自己比健康……我该像去年一样，恢复每天一小时羽毛球的习惯么？

房子还是不时要晃一下。只是晃得再厉害，我们也懒得跑了。

生活性，也许是我辈面临的一项课题。也许在我们年轻一些的时候，生活性的问题并没有呈现出逼人的状态。 因为那时候，主义的命题更加重要一些。但生命的体验与各种思维的抵消，让我们逐渐清醒，人的个体的状态与表达是完全反形式的。 亦是不可能升华的。
那些理性的，条理分明的生活必须通过高度的特权而获得。如果你有钱，那么......
以极端内化与主观性支撑制高点是一部分人的选择，苦行......
生活是变幻凌乱的状态，生活是破神话的。
“生活需要意志力与审美力。”
生活需要个体意识，也需要无意识。 即本真。
以有限的资源，在控制的地理时空内，实践世俗的德性。 不异化，不神经，不停息。

转自呆小猴子的博客。

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。或者说，它还远远没有结束，不是过去，而是已经发生。地震发生前的十三小时，我的博客域名突然不能访问，我给服务商写了三封信，焦急的等待着。哀悼日，它开通了。这是一个巧合。这个巧合使我忽然间十分清晰的看到了情绪的变化。如果它开通得早一些，我在想什么，又会写些什么？如果一直晚到一切平息呢？
我妈说，她每天都在电视机前流眼泪。我爸说，他身上只有三百块钱了，但还是捐了两百。几天来，我一直避免感动，避免同情心的泛滥，以及恐惧的延伸。哀悼日的第一天，我在一家宾馆里，睡过头了。下午两点四十才醒来。看见我妈发来短信：2点28分记得默哀。我没听见防空警报和汽车鸣笛，周樵说，那太遗憾了。他在南京每年的大屠杀纪念日都能听到。我打开电视，看见了举国默哀的镜头。在不同的场景下，人们都同样的站立着。电视机放大了他们的脸。当看见天安门广场上，那黑压压的人群挥手呐喊的镜头时，我对肉说，再这么看下去，我真的不行了。喉咙发紧，非常疼。我擦掉眼泪，又很自嘲的笑了一下。
死亡是以这样的面目来到我们面前的。如此突然，如此迅速，几乎是在瞬间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。尽管它包含着许多的泛滥，自我强迫，不可避免的后遗症，但你还是能发现，世界变了。过去那些像灰雾一样将人们包裹其中的幻觉，忽然消失以后，剩下的东西如此鲜明而又清晰。虽然我仍然悲观的想，这会是暂时的，它所导致的后果，也并不一定都是好的。
死了一个人，会难过。但几万人就不同了。一个人的死和几万人的死不是同一种死，乃是源于这背后产生的巨大悲痛。悲痛可以汇集，可以产生质变，可以引发不同的后果。一个人的命，真的是不值一提啊。这几天我也在东躲西藏，尽量呆在安全的地方，每天背着我的笔记本电脑，带着雨伞、手电筒、水、衣服、两幅眼镜，沉重的背包把肩膀压得生疼。有时候我也在想，我躲的是什么呢？真要死，也就死了。昨天我们在玉林南路的街边吃冷淡杯，晚上十一点左右，忽然发现旁边的道路塞满了车辆，那时肉很先知先觉的说，大家又开始逃难了。我还反驳，说大概是吃完了饭回去的车吧，反正玉林这一带也经常塞车。说完没多久，就看见人们从大街小巷蜂拥而出，拎着背包，扛着被子，脚步迅速，神情焦急。
几个从北京来的志愿者在我们旁边一桌表情严肃的看地图，商量着什么。一个女孩先是蹲在我们后面打电话，后来又回到桌旁，开始哭。一个让我很想叫他“曼德拉”的老黑人拿了瓶酒，在一张桌子前面坐得笔直。一群凌晨才来的中年人大声谈论着政治与地震的关系。
后来知道，是电视上发布了公告，说19-20日发生6-7级余震的可能性较大。
在这种世界末日般的场景中，我们在路边坐着，人们从我们身边经过，很像潮水。

昨天梦见龙卷风。两个光团在其中若隐若现。我说，看，那是一辆汽车。汽车被卷到了空中，它所到之处不知发生了什么。我在一座高楼上，看见它从远处而来，又在我的面前飞奔而去。速度太快了，我想，大概有120公里的时速。城市非常安静，像在等待它的来临。下着雨，天很灰暗。我坐在一辆摩托车的后座上，心想只要开得快，我们就可以逃离这里。
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。我们第一站是某个房间，帮助我们的人提供给我们的。有点像是战时的秘密撤离。房间似乎很久无人居住了，我在浴室里，对墙上的毛巾和洗浴用品很是迟疑。能用吗？它们是谁的？还有两个人在客厅里说话。刚才我和他们一起坐在摩托车上，现在却不太能肯定他们是谁。
没有恐惧，也不紧张。这世界上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。